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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感言

中国生物芯片产业的布局--有感程京教授回国从教创业整十年

张 亮(1999级博士生)

在2009年一个冬末春初的下午,北京北五环之外北清路旁边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博奥生物公司高大雄伟的绿叶状主楼里,我透过明亮宽大的玻璃幕墙,凝视着暮霭里的夕阳正缓缓地落到连绵起伏的西山之下。在办公室中送走这样的西山落日有五年了,也正好是在程京教授的带领之下发展博奥生物公司的生物芯片服务业务的五年时间;再加上在清华大学做博士研究生的将近五年时间,我在程京教授的培养下从学生转变到员工再到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正好是程京教授回国从教创业整整十年。

我记得我是在1999年5月的一天背着一个牛仔背包到清华大学生物系老馆的一间地下室初次见到程京教授以及当时仅有的几名学生和工作人员。那时程京教授刚从国外回来不久,实验室都处于建设中,第一个落脚点就是这间地下室。现在回想起来,就在这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程京教授就已经在运筹帷幄,计划中国生物芯片技术产业发展方向了。1999-2002年这段时间,当时在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对生物芯片技术的具体内涵还了解得很少,但已经有人开始炒作生物芯片这个概念了。当上海一些公司已经在市场上大肆利用生物芯片这个概念进行商业炒作时,程京教授还在带领我们就生物芯片的各个技术环节做基础性的研发。我的专业背景是生物芯片技术中的分子生物学部分。若现在问我在整个从事生物芯片技术的研发过程中,哪些技术环节的研发过程让我最难忘,我想说是芯片点样仪的研发过程。我当时选择的博士论文是“构建酿酒酵母的全基因组表达谱芯片”。要搭建表达谱芯片平台,首先需要把芯片制备出来。程京教授的布局是我们的研发团队需要先把生物芯片必要的软硬件设备研发出来,这在当时我作为生物芯片仪器设备的使用者来说不是很好理解,因为当时我就想让自己的生物学实验进展快一点,若由我们自己来开发生物芯片仪器设备,过程肯定艰辛并且要比直接从国外买来现成的硬件设备来用所花时间长;当时程老师的想法我并没有理解。我记得和当时负责芯片机械手研发的王东在一起利用自己研发的第一代点样仪去点芯片时碰到的难题。由于生物芯片的样品分配是一个非常微量的范围,在初步接触芯片点样时并不明白哪些技术环节中是最重要的,配合王东用自己研发的点样仪做点样的时候,点样针每次蘸样后能点出5、6个比较规矩的点就让我欢呼雀跃了。因为当时是北京的冬天,实验室中开着暖气,空气非常干燥,由于我们在点样时根本没有考虑如何对样品进行防蒸发处理,因此微量的样品在操作过程中转眼就蒸发掉了。而看现在博奥生物的点样技术,一根点样针蘸一次样品,能稳定地点到800个点,和当时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还有其他很多类似的在芯片实验初期过程中犯过的技术错误,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幼稚好笑。例如在芯片扫描时我不知道需要根据不同基片的厚度对镜头进行调焦,对有时出现杂交信号,有时又不出现杂交信号的问题,归因于自己的分子生物学操作某个环节出问题,花了3个月的时间去找问题才明白是扫描仪的使用问题。“失败乃成功之母”,在程京教授当时的研究团队中,我们没有走完全依靠直接买国外产品来用的捷径,没走捷径,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失败,但同时也在程京教授的指导下总结了很多的经验,慢慢积累了博奥生物自己的生物芯片平台和技术体系。目前博奥生物能完全凭自己的技术力量制作几乎任何物种的基因芯片和配套的生物芯片软硬件技术平台,并且能让海外的国际公司关闭自己的仪器开发部分而转由委托博奥生物来开发芯片软硬件系统。

也正因为当时程京教授的布局,博奥生物目前拥有的从芯片制备、芯片检测、样品制备到数据分析的全套整合系统,我们目前在做生物芯片的应用开发的时候,才能很快让我们研发的产品迅速走入应用,例如“食品致病性微生物检测芯片试剂盒”的研发中,我只需要把细菌DNA提取、标记扩增、探针设计几个环节走通,整套微生物检测系统都已经是就绪的,试剂盒加整套芯片系统平台就能迅速推广到应用单位,这个基础为现在博奥生物的市场运作提供了坚实的保证。正是由于博奥生物目前所具有的生物芯片技术体系,相信在未来一两年内,博奥生物研发的医学、农业、环保等应用型生物芯片会在中国国民经济的科技产业化中起到典范的作用。

在我做上项目的负责人后,我慢慢体味到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相对于太多要做的事情来说必须要统筹好如何分配。为了工作,就只能把其他休闲的时间转到工作上来。在程老师回国的十年里,一方面是博奥生物公司的快速发展需要程老师在企业的发展方向上掌舵;另一方面是清华大学医学院的研究生队伍的研究在学术水平上还要在国际上保持一定领域内的领先;而两方面的工作其实都是和国际上相关的科技公司或者学术单位竞争,并不是在国内关起门来做企业和研究;我因此可以想象程老师所面对的各种公司和学校的事务需要多大的精力和时间的投入。

在我做程老师的博士生时代,特别是1999年那年博奥生物公司还没有成立的时候,程老师和学生们在一起交流的时间是很多的,我记得当时五道口的小龙虾大排挡;清华北门餐馆里面的砂锅钵饭餐厅都可以时常看到程老师带着我们边吃饭边就实验室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问题进行探讨。现在我理解,一个国家若只有研究而不把研究的成果产业化,经济上就不会腾飞,目前中国并不缺乏在研究领域国际上都领先的研究团队,但我认为中国太需要科技产业化的带头人。如今程京教授作为带头人挑起了中国生物芯片产业化的这副重担,这是一个国家赋予的重担。

前两天中国医科院整形医院的肖冉大夫和交流了博奥可针对她关心的医学问题可在博奥进行高通量先期研究,肖大夫很真实地表达了为博奥在中国的生物医学研究中作出的贡献表示高兴。我接触到这样的客户很多了,这也是我工作中最快乐的事情,被客户所认可。程京教授挑起的中国生物芯片产业化的这副重担需要博奥生物和研究生团队在各个层次来进行责任分配。我坚信,在程京教授的带领下,通过集体的努力,博奥生物的生物芯片产业最终会得到应用和研究领域的客户、直至普通消费者的认可,同时带来博奥生物在经济收入上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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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一 屋 檐 下

刘诚逊(2000级硕士生)

怀旧这个东西,没有它无味,怀多了伤身。离开博奥的5年中,我时常回想起甲 2 号,以及由此为中心辐射出去的许多名字,比如武侯,比如生物系,比如清华北门,比如中发。这其中的人或物,有的仍然健在,有的换了称呼,有的已经消失。然而只要它们曾经刻划在记忆里,就成了日后绕不开的关口。所谓近乡情怯,抵不住原乡情浓。

开场

有一件事情总是在我身上不停地发生。每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常常是去得慢回来得快,仿佛时间的印记和新鲜程度成反比。初次来到博奥便是这样,确切地说,应该是芯片中心。1999年的秋天,当我历经周折抵达 303,和我一样期待新鲜出炉加入这里的,还有来自电子系6字班的一男一女。老板没让我们等多久。我刚刚从305 接了杯水,随着玻璃门“吱”的一声响,一件黑风衣伴着响亮的皮鞋声踱了进来。我已经记不太清楚当时自己的反应,直到6年之后,在一部叫《独自等待》的电影里,见到随风扬起的黑风衣下齐刷刷仰望的木讷面孔,那时我想,6年前的那个夜晚,我一定也脱不出这副模样。

大概是当晚参赛选手里只有我携带简历的缘故,我也是三个人中唯一被录取的。面试过程异常明快,做出结论应该也没花太长时间。因为当我刚从生物系骑车回到25号楼,就接到了老板的电话,“刘诚迅吗?”“是。”“你来吧。”“好。”于是,对于我来说一段并不简单的经历,就以这样一种简单的方式开场了。

三年

后来才发现,这不仅是我自己的开场,也是博奥的。芯片中心的变迁,官方的记录也好,同学的回顾感言也好,一定非常清楚翔实。录取之后再一次接到老板的电话,刚好是在2000年6月本科毕业设计答辩那天傍晚。电话里得知我不得不跳过毕业后的悠闲马上开始工作,原因是我要去顶一个什么人的班,因为他的悠长假期要开始了。后来听说那人叫王宪华。自那之后,我便移居307,开始琢磨“运动控制”。一年之后转去微型全分析系统做微流体控制。

回忆起来,那三年中似乎完全没有发生什么国家大事,大环境就如同新闻联播的播音员一样安静祥和。不像外头,911、伊拉克那叫一个乱。不过对于博奥,即便在一个基层学生的眼里,那段时间也不平凡。甲2号尚在装修,我们就迎来了第一次芯片大会。多年以后在巴黎,梁栋、小王磊和我提到在博奥的最紧张的经历,有的说是组会挨骂,有的说是等paper review。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最紧张的一次,就是第一次芯片大会。开幕的前一天晚上,第一天第一场的特邀报告人Manz来我们技术组测试幻灯片。他打开他的9英寸Sony vaio,插上投影仪,屏幕上一切正常,但是无论我们怎样尝试都无法切换到投影仪,换了另外一台投影仪也不灵。偏偏他的笔记本因为过于袖珍,既没有软驱也没有 USB接口,而且他也没有另外带一份幻灯片拷贝。随着时间的流逝,焦虑的气氛渐渐蔓延,消息传开,重量级人物们开始向我们的房间靠拢。关键时刻不知谁提议,虽然电池电量看着挺满,还是插上电源试试。结果令人兴奋而又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投影仪真的出了图像。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法理解 Sony 笔记本为什么配备了这么古怪的功能,也仍然无法想起究竟是哪一张模糊的脸提出了这个英明的建议。无论如何,问题解决了,我出离兴奋地马上打电话给老板:“我是刘诚迅。Well done!”老板一定知道我指什么,也一定被我给搞笑了:你小子把我的词儿先说了,让我说什么。于是电话那头只好回答:“Great!”

除了两次芯片大会,三年之中还有形形色色的会议、来访、出行,聚会。其间的跌宕起伏,于公于私,于亲于疏,虽然已经渐行渐远,仍然印象匪浅。这个集体里,再小的错误也可能变得天昏地暗,再小的成就也值得大肆庆祝。虽然前者所幸在我身上并未发生过,但是因为后者,我每月的饭票从来没有坚持过2周,总是在半路上就不知道因为什么由头而放了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者可经常喜欢请客吃饭。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我有时候怀疑这些印象究竟是当时的本来面目,还是回忆的时候由于某种原因被放大。确定的是,那时候的一切都很年轻。年轻的人,年轻的集体,年轻的领域和年轻的时代。

单位

曾经在父母面前一度不知道该如何定义,我读研的地方究竟是实验室还是公司。后来索性沿用老牌国企的语言规范,用“单位”以蔽之,问题轻松解决。我不知道在生物系其他实验室读研是什么样,因此如果抛开课题的具体细节,很难讲我的经历是不是足够典型。把自己置于学术和工业界之间,三年又五年 —— 因为在我读 PhD 的地方,其运作模式几乎就是另一个博奥。作为一名基层学生,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其一是标准,其二是资源。公司的运转带来了标准,标准的力量在于你拥有一套值得信赖的流程。虽然标准并不意味着最优,但通常可重复、可解释。因此面对审稿人,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与此同时,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是一名普通的学生也可能拥有庞大的资源可以支配。这些资源包括同一屋檐下各方面的专家,也包括形形色色的实验设备,无需为资金发愁,也不一定要自己跑腿。另一方面,享受这些条件的代价是劳动,因为自己与此同时也是别人的资源。回想起我的研究生阶段,自己的研究内容基本上一贯秉承了开题报告的精神,没有走什么弯路。我想我应该不是唯一的一个幸运者。

除去学术问题,我想每一位从博奥走出来的同学都一定觉得还学到了更多。还有功夫在诗外,此中真意,无需言传。最典型的例子当数幻灯片的制作,这恐怕是每个人的必修课。有关幻灯片的故事,多到记不住。我一直以为这是博奥特色,直到后来开始 PhD 之后才发现,原来是全球标准,而且可能更高更多。在我现在的研究院,不仅每一次组会之后都给表演者打分讲评(倒是通过邮件的方式),而且在一年一度的PhD Day,还会拍照录像,指出报告人的姿势言语的不当之处。所幸之前在博奥受到了类似的训练,并没有收到太多负面评价,否则一定会被要求去选修相应的课程。

朱镕基总理最后一次来到清华的时候总结了“清华精神”——追求完美。我想,这或许也是博奥的精神。无论这种习惯的塑造来自于领悟还是言传身教,当你一旦获得它,它终究会成为暗藏在你身上的一部分力量,挥之不去。

家庭

70年代出生的很多人,大概都有这样一个记忆。中午12点,厂区上空准时开始播放嘹亮的音乐,与此同时,厂子的大门哗地打开,早就拥在大门后面蠢蠢欲动的大人们,齐刷刷地片腿上车互道珍重飞驰家去。他们中后来出了一个名气不大不小的作家。依他说,典型的中国企业,从近代到如今,如同是一个大家庭。家庭里面长幼有序,机制分明,运行得体。比如除了几位公认的神仙,人们彼此往往不直呼其名,而代之以“老某”、“小某”、“某哥”、“某姐”之类的称呼,越近基层越是如此。在这种意义上,博奥也颇得其神。例如我一直的顶头上司,“科学家”名号就不胫而走,成了当时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角色。再举例,“卢英老师”这个名头,除了我在第一次办门卡的时候毕恭毕敬地称呼过一次外,便从此悄悄废掉。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实验室里溶进了家的味道,那时候晚上和周末来实验室加班好像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当我分辨出加班也有 passion driven 和 pressure driven之分,已经是几年以后。有趣的是,如今记忆中印象深刻的片断,似乎都发生在上班时间之外。比如与老板一起修改文章到凌晨4点,同全组人联调扫描仪一起欢呼,又或者和郭旻在老旗人聊到兴奋不已直呼再来一碗炸酱面。那一段时间里反反复复的成功失败、肯定否定,细节已经模糊,甚至当中的某些印象是否曾经真的存在都不再确定。然而就如同叶片会落下,树干会留下,记忆的缺憾反而使它的本来面目更加清晰可见。

散场

有开场就会有散场,尽管这个字眼不尽准确。许多年前我们因为相似的原因来到这里,一些年后又怀着相似的梦想各奔前程,所以我们也许并未真正散去,在不远的下一站便可能重遇。离开或者留下,我们各自的故事将在相同或者不同的地方继续上演。我们是否为博奥而自豪,以及博奥是否为我们而自豪,这既取决于我们今后如何,也取决于博奥今后如何。然而经历博奥,我们依然带走了一些,留下了一些。是激情褪去后的意志,或者丰富之外的纯粹,有终成正果,也有一声叹息。或许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它不只是曾经给自己实现梦想的一个机会,它更是一个标尺,在未来的路上,用来量量我们的目标,汗水和价值。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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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期间的回顾和感言

陶生策(2000级博士生)

2000 年时慕程老师之名报考清华并有幸被招至麾下,至今每每念及,仍觉得这是我迄今为止最正确的选择和最大的幸运。

3年半的清华生活,是那样的短暂和清晰,发生得那样快,虽然我已经离开清华5年,一切仍然仿佛只是在昨天。如果要给那段日子一个名字,我想没有什么比“激情燃烧的岁月”更加确切了,我们有一个充满激情的导师,一群充满激情的师兄弟,在那段日子里尽情的燃烧和绽放。

在短短的3年半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两次搬家:由清华搬到西门,又由西门搬到上地,每一次搬家都是一次跃迁;出游了数次,包括印象深刻的雾灵山之旅和杭州千岛湖之游;见识到了程老师的行云流水的厨艺和如数家珍的收藏;参与了最为开放的组会,经受了程老师最为苛刻的点评;组织了两次生物芯片大会,体会到在其它实验室永远都不可能有机会体会的东四。

刀剑的幸运在于能够征战沙场,人生的幸运在于所学有所用。2003年非典爆发期间,受程老师的委派,我作为唯一的学生Group leader进入了攻关项目的第一线。人生第一次有了一点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情的豪迈。多少个不眠之夜,在万籁俱寂中,我们在302和CDC之间穿梭。哪怕是凌晨3-4点钟,只要有一点点好的进展,程老师就会在我们302的实验室出现。在此之前,经常听人说程老师是如何如何的辛苦和玩命,到这时候才有了切身的体会,老师尚且如此,做学生的唯有拼命学习,埋头苦干才。许多事情,不管结局如何,经历过,尽力过,人生方能无悔。

要写感言,不能不写一下程老师在我们学生心目中的形象。可惜我不善画画,否则一定要为导师画上一幅。程老师有着火一样的性格,不少学生都经历过他的“咆哮”,也可能至今许多人,包括在读的和已毕业的,想起他犀利的眼神,都会战战兢兢。他是一个严师,但绝对不是一个对学生残酷的人。了解的他学生其实都知道,他实际上是一个极重情义的人,对学生的关怀和照顾绝不在一般老师之下。就我自己来讲,现在已离开实验室将近5年,有什么事情需要程老师出面的时候,我不曾记得他哪怕说过一次“No”。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走得那么远,还能时常记得老师的原因所在。在人生的关键阶段能够碰上这样的导师是我们的幸运。

在实验室成立十年之际,再多的言语和文字也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我只想对曾经教导和帮助过我的老师和师兄弟们说一声谢谢!祝愿我们亲爱的导师心情愉快,身体健康,祝愿我们铁打的营盘-清华生物芯片的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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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F贺程老师49岁生日

李卓琦(2009级博士生)

“谢”家宝树,云兴霞“蔚” “琦”玉争辉,少年意气轻“王”侯,

“程”门飞雪,“寒”耕暑耘龙“马”奔腾,先生厚恩重“丘”山。

IVF成员: 谢兰,马睿,寒超,丘天,李卓琦,王帅钦,刘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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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毅祝程老师生日快乐

吕毅祝程老师生日快乐